貧窮問題須對症下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
刊於《星島日報》
香港的貧窮問題日趨嚴重，根據社聯對0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的分析，現時香港有134萬市民的入息低於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依照國際定義，這百多萬巿民可被歸類為貧窮人士 ，數字較十年前上升超過兩成。最近，特首亦表示關注低下階層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顯示改善香港貧窮問題已成為政府與民間的共識。然而，要對貧窮問題對症下藥，便必須先了解香港貧窮問題的特徵。 首先，香港貧窮人口的成份正在改變。相對以往貧窮人士多為年老或傷殘人士等難以投入勞動市場的人，現在有更多中年有工作能力者亦落入貧窮狀態。0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顯示，與十年前相比，本港65歲以上貧窮人口上升了62%，但同期45-64歲的貧窮人口數目，則上升了75%。此外，立法會一份報告和早前樂施會的調查亦顯示在職貧窮情況嚴重，在全港約50萬貧窮住戶中，有17萬戶最少有一名在職成員，也就說這些人即使辛勞工作，工作收入仍不足以讓家庭糊口。 第二，各種引致社會排斥的身份特徵往往在貧窮人士中互相重疊。一個貧窮人士，可能同時有著婦女、新來港人士、失業、中年、單親家長等等不利身份，這些身份所帶來的社會排斥會互相加強，使貧窮人士難以脫離貧窮狀態。 第三，不同區域形成貧窮問題的原因往往十分不同，例如現時香港貧窮率最高的深水埗及元朗區，前者長者人口佔地區人口的16.7%(全港第二高)，後者則只佔8.3%(全港第二低)，造成深水埗貧窮問題的主因之一是區內有大量低收入的長者及中年人士，而元朗區的貧窮問題則與偏遠地區缺乏就業機會及低技術工人數目偏多有關。 不少論者已提及關於解決有工作能力者貧窮問題的方案﹝如訂立低工資、發展社區經濟﹞，筆者不在此贅述，但欲對另外兩點特徵的提供扶貧建議。 要解決貧窮人士同時背負多種不利身份所帶來的社會排斥，往往需要跨政府部門、跨界別的協作。因此我們認為應重新設立一個跨部門、跨界別的扶貧政策平台。過去扶貧委員會作為這一平台，在扶貧上作了不少新嘗試，並取得一定成績。我們建議在勞工福利局下，再成立
扶貧委員會，透過勞工、培訓及社會服務的相互配合，和協調其他相關政策局的工作，加強對貧窮人士的支援。 至於針對各地區的貧窮情況，我們認為並非單靠一個中央的、單一的扶貧政策所能解決，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50億元的地區扶貧基金，在未來五年，由各地區根據該區所面對的貧窮問題，作出針對性的扶貧方案，並可有助動員地區持份者的創意以及參與。 香港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這絕不利香港成為一個公義、和諧的社會，而貧窮人士缺乏資源自我提升，也將影響香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制定有效的扶貧政策，政府刻不容緩，巿民亦期望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夠繼續對扶貧作出承擔，改善民生。
根據中文大學呈交樂施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本港的貧窮問題日漸嚴重。該報告估計目前有廿三萬低收入住戶，佔全港住戶的百分之十五。對那些預期經濟成長可使貧窮問題得以紓緩的人士來說，這可說是個警號。
雖然，我們每個人皆可能貧窮，但實際上受到貧窮威脅的人士，郤往往多來自幾類組合。舉例來說，若我們參考樂施會的報告，以及歷來公援個案組合，會發現貧者多是年長者、傷殘人士、單親家庭成員、長期病患者、低薪工人等。這種依據階級、性別、年齡、傷健等劃分的貧窮分佈，與外國有關貧窮的研究結果相若。
英國亞倫獲加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消除貧窮，就不應將就業和薪酬體系，以至社會保障制度，置諸不理。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貧窮問題就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問題。一方面依據年齡、傷健、性別、階級等劃分的社會結構，令工作機會及工資出現不平等分配；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亦令那些低收入人士，長期被鎖在貧窮的環境裏。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舉例來說，「老年」貧窮這現象，就是由帶有年齡歧視的勞工市場及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聯手造成的。近日我們經常從傳媒得知，年紀較大的人求職不易。這是由於僱主往往認為老化使人衰弱，依年齡產生定型及歧視。以目前本港市民的健康狀況來說，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士，其實仍應有工作能力。但根據九一年人口普查資料，五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士就業率不足四成，六十五歲以上的更只得一成多。那些有機會就業的，多只能獲得低薪工作。例如，五十五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士的中位工資、未及全體勞動人士的六成。本港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八成勞工沒有退休金，又從招聘廣告普遍設立年齡上限這些事實看來，年長者的經濟處境，是受社會制度塑造的。
傷殘人士同是深被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一群。一些傷殘人士的團體更曾經指出，很多渴望求職的傷殘人士，根本不獲僱主接見；而那些「幸運」的，多只能獲取低收入及單調乏味的工作而已。傷殘人士在勞工市場的隱型位置，其實往往反過來再強化社會人士的偏見。
相對來說，女性亦比男性在經濟上易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九一年，女性有一半人口參與勞動工作，但她們大多數從事低薪和低職級的工作。在同一行業工作的女性薪酬，較男性為低。如在九一年時，製造業女工月薪平均只得男性的八成。同工不同酬，更是一個很普遍性別歧視的現象。此外，由於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的影響，加上社區服務的缺乏，很多女性需放棄全職工作，在家中無償照顧體弱人士；就算未完全脫離勞工市場，亦只能選擇兼職或外發工等缺乏勞工法例保障的工作。九一年時，女性就佔外發工人總數八成。女性在勞工市場的邊綠位置，不但使其易成為經濟依賴者；晚年時，更易因缺乏儲蓄、保障等而進入貧窮階層。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階級常是最缺乏能力，去應付生活條件大幅度轉變的一群。一般低薪的藍領勞工，徐了有限積蓄，亦往往缺少了許多附隨高薪職位而的職業福利，如退休金，醫療保障、公積金，及缺乏資源去參與各類高回報投資(例如買賣地產、股票等)，令到其一旦暫時或長期無法工作時(例如因傷病、退休、技能無法發揮的經濟結構轉型等)，即會陷入貧困的苦況。另一方面，本港工人卻又難以扭轉自身弱勢的市場處境，因為除了缺乏法定工會集體談判權外，資方可透過強大的政治力量，瓦解工人議價能力，輸入外地勞工及港府於九一年起聯同資方壓抑工資增長，就是其中的例子。因此，工人的經濟處境是與其階級位置，以至工資釐定政策、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分割的。
社會保障強化不平等
對那些喪失工能力，及如上文所說受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人士，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能夠協助維持其社會參與能力的。可惜，在香港唯一直接援助貧窮家庭的公共援助制度(現稱綜合社會保障計劃)，不但未能紓緩貧窮問題，反而將貧窮人士生活水平制度化，令到公授人士與一般市民分化。舉例來說，目前綜援六十歲以下成人標準金額，只得一千二百一十元，即每日約三十元食物費、一元三角交通費，每月四十二元衣服費。造成公援金額偏低，是當局以「維生指標」界定貧窮線，並經常不跟隨本地產總值增長調整此基本金額，令公援人士無法如常人般參與社區活動，並因此產生恥辱感。因些，貧窮源自低入息的社會安排，由社會結構產生，並經社會政策強化。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要有效消除貧窮，必須：一、保障就業權利，令每個有能力工作的人士，都能獲得充分的工作機會及合理的工資；二、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應以維持「社會參與能力」為保障的主要目標。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
刊於《星島日報》
香港的貧窮問題日趨嚴重，根據社聯對0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的分析，現時香港有134萬市民的入息低於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依照國際定義，這百多萬巿民可被歸類為貧窮人士 ，數字較十年前上升超過兩成。最近，特首亦表示關注低下階層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顯示改善香港貧窮問題已成為政府與民間的共識。然而，要對貧窮問題對症下藥，便必須先了解香港貧窮問題的特徵。 首先，香港貧窮人口的成份正在改變。相對以往貧窮人士多為年老或傷殘人士等難以投入勞動市場的人，現在有更多中年有工作能力者亦落入貧窮狀態。0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顯示，與十年前相比，本港65歲以上貧窮人口上升了62%，但同期45-64歲的貧窮人口數目，則上升了75%。此外，立法會一份報告和早前樂施會的調查亦顯示在職貧窮情況嚴重，在全港約50萬貧窮住戶中，有17萬戶最少有一名在職成員，也就說這些人即使辛勞工作，工作收入仍不足以讓家庭糊口。 第二，各種引致社會排斥的身份特徵往往在貧窮人士中互相重疊。一個貧窮人士，可能同時有著婦女、新來港人士、失業、中年、單親家長等等不利身份，這些身份所帶來的社會排斥會互相加強，使貧窮人士難以脫離貧窮狀態。 第三，不同區域形成貧窮問題的原因往往十分不同，例如現時香港貧窮率最高的深水埗及元朗區，前者長者人口佔地區人口的16.7%(全港第二高)，後者則只佔8.3%(全港第二低)，造成深水埗貧窮問題的主因之一是區內有大量低收入的長者及中年人士，而元朗區的貧窮問題則與偏遠地區缺乏就業機會及低技術工人數目偏多有關。 不少論者已提及關於解決有工作能力者貧窮問題的方案﹝如訂立低工資、發展社區經濟﹞，筆者不在此贅述，但欲對另外兩點特徵的提供扶貧建議。 要解決貧窮人士同時背負多種不利身份所帶來的社會排斥，往往需要跨政府部門、跨界別的協作。因此我們認為應重新設立一個跨部門、跨界別的扶貧政策平台。過去扶貧委員會作為這一平台，在扶貧上作了不少新嘗試，並取得一定成績。我們建議在勞工福利局下，再成立
扶貧委員會，透過勞工、培訓及社會服務的相互配合，和協調其他相關政策局的工作，加強對貧窮人士的支援。 至於針對各地區的貧窮情況，我們認為並非單靠一個中央的、單一的扶貧政策所能解決，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50億元的地區扶貧基金，在未來五年，由各地區根據該區所面對的貧窮問題，作出針對性的扶貧方案，並可有助動員地區持份者的創意以及參與。 香港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這絕不利香港成為一個公義、和諧的社會，而貧窮人士缺乏資源自我提升，也將影響香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制定有效的扶貧政策，政府刻不容緩，巿民亦期望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夠繼續對扶貧作出承擔，改善民生。
根據中文大學呈交樂施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本港的貧窮問題日漸嚴重。該報告估計目前有廿三萬低收入住戶，佔全港住戶的百分之十五。對那些預期經濟成長可使貧窮問題得以紓緩的人士來說，這可說是個警號。
雖然，我們每個人皆可能貧窮，但實際上受到貧窮威脅的人士，郤往往多來自幾類組合。舉例來說，若我們參考樂施會的報告，以及歷來公援個案組合，會發現貧者多是年長者、傷殘人士、單親家庭成員、長期病患者、低薪工人等。這種依據階級、性別、年齡、傷健等劃分的貧窮分佈，與外國有關貧窮的研究結果相若。
英國亞倫獲加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消除貧窮，就不應將就業和薪酬體系，以至社會保障制度，置諸不理。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貧窮問題就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問題。一方面依據年齡、傷健、性別、階級等劃分的社會結構，令工作機會及工資出現不平等分配；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亦令那些低收入人士，長期被鎖在貧窮的環境裏。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舉例來說，「老年」貧窮這現象，就是由帶有年齡歧視的勞工市場及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聯手造成的。近日我們經常從傳媒得知，年紀較大的人求職不易。這是由於僱主往往認為老化使人衰弱，依年齡產生定型及歧視。以目前本港市民的健康狀況來說，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士，其實仍應有工作能力。但根據九一年人口普查資料，五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士就業率不足四成，六十五歲以上的更只得一成多。那些有機會就業的，多只能獲得低薪工作。例如，五十五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士的中位工資、未及全體勞動人士的六成。本港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八成勞工沒有退休金，又從招聘廣告普遍設立年齡上限這些事實看來，年長者的經濟處境，是受社會制度塑造的。
傷殘人士同是深被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一群。一些傷殘人士的團體更曾經指出，很多渴望求職的傷殘人士，根本不獲僱主接見；而那些「幸運」的，多只能獲取低收入及單調乏味的工作而已。傷殘人士在勞工市場的隱型位置，其實往往反過來再強化社會人士的偏見。
相對來說，女性亦比男性在經濟上易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九一年，女性有一半人口參與勞動工作，但她們大多數從事低薪和低職級的工作。在同一行業工作的女性薪酬，較男性為低。如在九一年時，製造業女工月薪平均只得男性的八成。同工不同酬，更是一個很普遍性別歧視的現象。此外，由於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的影響，加上社區服務的缺乏，很多女性需放棄全職工作，在家中無償照顧體弱人士；就算未完全脫離勞工市場，亦只能選擇兼職或外發工等缺乏勞工法例保障的工作。九一年時，女性就佔外發工人總數八成。女性在勞工市場的邊綠位置，不但使其易成為經濟依賴者；晚年時，更易因缺乏儲蓄、保障等而進入貧窮階層。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階級常是最缺乏能力，去應付生活條件大幅度轉變的一群。一般低薪的藍領勞工，徐了有限積蓄，亦往往缺少了許多附隨高薪職位而的職業福利，如退休金，醫療保障、公積金，及缺乏資源去參與各類高回報投資(例如買賣地產、股票等)，令到其一旦暫時或長期無法工作時(例如因傷病、退休、技能無法發揮的經濟結構轉型等)，即會陷入貧困的苦況。另一方面，本港工人卻又難以扭轉自身弱勢的市場處境，因為除了缺乏法定工會集體談判權外，資方可透過強大的政治力量，瓦解工人議價能力，輸入外地勞工及港府於九一年起聯同資方壓抑工資增長，就是其中的例子。因此，工人的經濟處境是與其階級位置，以至工資釐定政策、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分割的。
社會保障強化不平等
對那些喪失工能力，及如上文所說受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人士，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能夠協助維持其社會參與能力的。可惜，在香港唯一直接援助貧窮家庭的公共援助制度(現稱綜合社會保障計劃)，不但未能紓緩貧窮問題，反而將貧窮人士生活水平制度化，令到公授人士與一般市民分化。舉例來說，目前綜援六十歲以下成人標準金額，只得一千二百一十元，即每日約三十元食物費、一元三角交通費，每月四十二元衣服費。造成公援金額偏低，是當局以「維生指標」界定貧窮線，並經常不跟隨本地產總值增長調整此基本金額，令公援人士無法如常人般參與社區活動，並因此產生恥辱感。因些，貧窮源自低入息的社會安排，由社會結構產生，並經社會政策強化。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要有效消除貧窮，必須：一、保障就業權利，令每個有能力工作的人士，都能獲得充分的工作機會及合理的工資；二、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應以維持「社會參與能力」為保障的主要目標。
Movie that about One Million Poor People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g4quQggu2k
Hong Kong is an affluent city, people enjoy a luxurious lifestyle within a thriving economy. Bu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mired in poverty, and these disadvantaged people need our attention and help.
The Gini Coefficient announc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 2007 rose to a historic high of 0.533, the highest among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onthly salaries for the highest income and lowest income families were $78,000 and $2,400 respectively, a difference of 31.5 time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the poverty indicators in Kwai Tsing, Tuen Mun and Yuen Long in 2006 were worse than the overall average of the city, meaning these are the poorest districts in Hong Kong, while the rates of spouse abuse, child abuse and youth crimes were the highest in Tin Shui Wai.
The poor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is over 1 million. The households earning less than $4,000 a month amounted to 192,900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5, increased from 89,100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1995. With scarce resources, both parents of poor families are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and some are even unemployed. Domestic conflicts often occured in cases involving an elderly husband and a young wife, or cross-border marriages. Children growing up in such families tend to be affected negatively in their learning and general outlook towards lif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g4quQggu2k
Hong Kong is an affluent city, people enjoy a luxurious lifestyle within a thriving economy. Bu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mired in poverty, and these disadvantaged people need our attention and help.
The Gini Coefficient announc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 2007 rose to a historic high of 0.533, the highest among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onthly salaries for the highest income and lowest income families were $78,000 and $2,400 respectively, a difference of 31.5 time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the poverty indicators in Kwai Tsing, Tuen Mun and Yuen Long in 2006 were worse than the overall average of the city, meaning these are the poorest districts in Hong Kong, while the rates of spouse abuse, child abuse and youth crimes were the highest in Tin Shui Wai.
The poor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is over 1 million. The households earning less than $4,000 a month amounted to 192,900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5, increased from 89,100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1995. With scarce resources, both parents of poor families are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and some are even unemployed. Domestic conflicts often occured in cases involving an elderly husband and a young wife, or cross-border marriages. Children growing up in such families tend to be affected negatively in their learning and general outlook towards life.
1. The red highlighted area is the review on our project concerned.
2. I'm working on the summary of the purpose 2,3,and4 now.
3. As I learnt in my primary school project making, the initial data collection can use other secondary sources. But I have quoted the sources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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